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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彥明
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，要“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，推出更多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的優秀作品”。身處時代現場，對于世界的變化，作家有著最為直觀的判斷；而文學作品的主觀性，總是會滲透著寫作者的精神體驗。反觀中國文學史，無論《詩經》、楚辭，還是唐詩宋詞、明清小說，唯有呈現出深摯的人民性，才能形成廣泛的影響，進而改變人們的精神世界。
就像《詩經》的“風”，幾乎就是商周時代人們的談吐、呼吸、喜怒和慨嘆，也正是這種指向，使得“風”的精神在后世得以延續，故而有了“樂府”和“采詩官”這樣的角色。人民渴望的作品，可能不是高深莫測的技術呈現，也不是非要呈現人類集體命運的卓越之作，可能就是從自我的感覺出發，在作品里找到熟悉、共振、感動和慰藉。明清小說的形成，很大程度就是人民性的直接體現，因為正是說書人、聽眾，共同的塑造，才使得關羽、孫行者和魯智深等形象栩栩如生。
而這些經典的作者，又往往是從日常生活中走出，在文學的世界里，漸漸上升，使得作品一步步成型。在某種意義上，四大名著中，除去《紅樓夢》，幾乎都可以視為人民集體創作的結果；即便如《紅樓夢》這類獨創性極強的文學經典，在傳播的過程中，也形成了不同的版本，這些版本也使得這部作品融入更多普羅大眾的精神理念。
二十世紀的新文學誕生于巨大的民族危機之中。在救亡圖存的理念指引下，旨在創造一種新的文學語言與范式的中國新文學，面臨著沖突、矛盾、自省與革新，同時也面臨著精神世界的選擇，無論魯迅、矛盾、巴金，還是沈從文、老舍、曹禺一類作家……都在極力為這種新文學的形成，做出努力；而這些人的作品，都是立足于時代精神和人民的生存境遇。文學作品唯有進入人民的精神層面，才能擺脫自我的局限，才能深入世間疾苦，才能對這個世界抱有更深的情感。
寫作者是聲音的代表，是文化和藝術的建構者，同時也是人民中的一員。他們注視著世界，用文字抒情，更用文字改變世界，影響著草木、氣候以及人心。惟其如此，才能使文學釋放更大的能量和熱情。我們為何對《百年孤獨》《戰爭與和平》《追憶似水年華》充滿深情？因為它們深入人心，呈現了這個世界獨特的一面，使得這個世界更為豐富。
新時代的中國發生了波瀾巨變，幾乎每天都有奇跡和神話出現。作為寫作者，應該靜心觀察，深入學習，在發現的基礎，去以作品呈現出人們的精神世界。不要人云亦云，不要鸚鵡學舌，不要忽視人民的主體性，心中裝下人民，筆下的力量就自然會逐步增加。在新時代的生活現場，要深入，要洞悉歷史發展的脈絡，要以誠懇面對。
每次閱讀當代作家的作品，都感慨其豐富，同時也像面對鏡子一般，去反省自己和這個時代。我們的寫作如果不想漂浮于云端，就要扎根于生活，感知人間煙火；那么田間、學校、廠房和醫院，甚至于荒野，都該成為我們駐足的地方；那么魯侍萍、周樸園和魯大海都該出現在我們的筆端；那么父母、親人、鄰居和保安，都該是我們熟悉和關注的對象；那么城鄉的轉化、價值觀的調整，都該是我們觸摸的精神。
我們在閱讀梁曉聲的《人世間》的時候，為什么會感動？因為這部樸素而真誠的作品，來自于生活，來自于人民，來自于我們腳下的大地。優秀的文學作品，就是行走的文學作品，它感動人民，深入人的內心。
很多時候，我們的寫作過于虛妄，就失去了生機和活力。唐代的古文運動，修正了浮靡的文風；接著二十大的學習，我們重現審視自身的寫作，將立足點確立好，那么講好中國故事和本土故事，就會增加諸多生機和活力。我們今天作家，應該戒驕戒躁，真正的進入人民和本土，努力經營好自己的文學事業，使之成為具有源頭活水的精神黃金；我們要突出固有的思維，以鮮活的語言去塑造新時代的新生活和新形象。
